性工作者对性病艾滋病基本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却有部分性工作者不愿意带套。有艾滋病恐惧症患者（恐艾症患者）认为这是性工作者不懂性病艾滋病，或者就是恶意传播艾滋病。显然我们认为这是个错误的定论，其实有部分性工作者不愿意准备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因为他们从事性服务的时候，安全套被作为呈堂证据而被发现。所以改变以安全套作为判定嫖娼行为的做法，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定更改，这样才有利于防治艾滋病的一定传播，且利于社会更和谐的发展——成都市恐艾干预心理网

据汤森路透基金会7月26日报道称，在拥有大约14亿人口的中国，艾滋病患病率相对较低，根据中国政府去年公布的数字，截至2014年底，报告的携带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的人数约为50万。

报道称，不过，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集中于高危人群，其中包括男男性行为群体和性工作者，主要传播方式是性行为。

根据由倡导该地区边缘群体健康权的亚洲妇女促进会委托开展的研究，在2014年确诊的10.4万个艾滋病病例中，多达92%都是由于性接触导致。

该机构说，中国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提供免费的避孕套，每年还拨款购买避孕套，发放给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高危人群。

亚洲妇女促进会在一份报告中说，与此同时，警方获准对在中国属于非法的性工作实施打击，并把缴获的避孕套作为一个重要定罪手段。

亚洲妇女促进会负责宣传、调研和政策事务的沈婷婷说：“警察拘捕性工作者后，会寻找避孕套，这会降低性工作者携带和使用避孕套的意愿。”

沈婷婷说：“在2015年遭警方讯问的性工作者当中，避孕套的使用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报道称，汤森路透基金会的无偿法律援助计划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咨询，该研究是基于对男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健康专家、警方以及性工作场所的负责人所做的采访。

最近一年来，在没有遭到警方讯问的性工作者当中，76%的人会随身携带避孕套，相比之下，遭到过讯问的人当中，只有48%会这样做。

该研究说，警方用两种方式来处理性工作案例——抓现行或者搜查性工作场所，而在搜查行动中，寻找避孕套是一大重点。

研究报告说，避孕套作为罪证，是决定警方是否将性工作者带到警察局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说，收缴避孕套并把避孕套作为不利于性工作者的法律证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

该规划署亚太区主任史蒂夫·克劳斯说：“令人遗憾的是，这几乎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问题。”

他说：“众多的研究一次又一次表明，一旦收缴避孕套，避孕套的使用率就会下降。有偿性交易会在风险更高的场所进行，而在这样的场所，靠性交易赚钱的女性更容易成为暴力、敲诈、抢劫、袭击和轮奸行为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