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是恐惧的源泉。由于认识不够，难免胡思乱想，徒增担忧。因此，相对较低的总体分数，的确反映为更普遍的场所担忧问题。

调研结果显示，在出现过艾滋病传播担忧的场所上，民宿或酒店、医院或诊所、公共卫生间位列前三，选择率分别为61.0%、57.6%、53.2%。其次，亦有KTV或酒吧、美容院或理发店，选择比例较高。受访者认为，身处这些场所，难免想到性或者血液，这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相关。

这不无道理，但具体来看，引发担忧的线索会格外细节。“我在酒店的枕头上发现了一个血块。虽然已经很淡了，但我颈子上被蚊子咬过，病毒会不会趁虚而入呢。”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马桶里有上一个人的血液。我有痔疮，会不会不小心碰到了。”

在恐艾干预心理（成都心动力青少年心理关爱中心）咨询网站，线上受理的类似问题已达到上千份。

这也不难怪，在公共交通工具（如公交车、地铁、火车等）、餐馆或咖啡馆、健身房或运动设施等场所，也有近15%的受访者，出现了对艾滋病传播的担忧。

一种恐惧感受的背后，大家在意的是一个概率问题——“万一呢”，但考虑到艾滋病毒感染者或患者的人群占国人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还要计入各种机缘巧合，招致一次传染途径之外的传播，已经低到概率难以计算。因此，担忧至极，是另外一种病，而这种病的人群规模不小。

改变一份由恐艾干预心理编制的恐艾心理问卷，我们生成了八道关键问题，来测量明确的艾滋病恐惧情况。满分为40分，若自评分数大于等于32分，则视为近期针对艾滋病的恐惧感受非常频繁，已经影响日常生活与身体健康。

达到这一分数的受访人群比例约为1.4%，算在总人口规模中也是千万级。这高于成都心动力青少年心理关爱中心对全国明确患有恐艾症的人数预估，他们认为这一人群规模约为160万-180万人。

男女恐惧程度差异不大。其中，男性略高，恐惧均值为13.4，女性为12.9。

27岁的女孩晨洋属于明确的恐艾症患者。她曾从事体外诊断、凝血分析的工作，在一次血浆检测中发现过传染病病毒，对于传染的恐惧就挥之不去。

她回忆道：“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去年12月份起至今。感觉自己不能出门了，甚至觉得自己衣服放洗衣机都没洗干净。然后怕见到血，尤其是看到创可贴还沾血的，踩到了都害怕，就开始丢鞋子丢衣服，都没什么衣服穿了。”

在诱因方面，差异化的性生活方式与性取向，也会带来更高的担忧水平。一种是身不由己，性方式的生理特性限制。即，相比于异性恋（均值13.0分），同性恋人群的恐惧均分为16.2分，而后者的确为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8]。另一种，是自行承受的风险：近一年存在性泛滥行为的人（例如，约炮），其恐惧分数（均值18.2分）会远高于无相关行为的人群（均值12.6分）。

除了场所担忧，共处担忧是另一个社会融入的难题。当受访者被询问是否介意与艾滋病人在同一个小区时，六成人表示接受。当问题变为在同一个餐厅吃饭，乃至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时，接受人群降至四成（43.7%）与两成（19.2%）。

其中，一个相当常见的选项是，受访者深知这些共处理应没有风险，但他们存在心理戒备。这种戒备难以言表，可能出于对患者生活方式的不信任，或是源于对极低传播风险的介意。

晨洋的表现则会更严重：“现在，我都不打死蚊子，我都是把它赶走。因为我怕打出一手血。虽然我知道，蚊子传播不了艾滋病毒，但就是难受。”

因此，明确的恐艾者，特点是忧虑的日常生活化。哪怕他们早已远离高危行为，甚至戒除了性行为等途径。采访中，有人表示自己出于恐惧注册了专门的社交网络账号，用来与各地的恐友们复盘日常生活中他们所认为的“潜在风险”、讨论并不准确的“艾滋确诊流程”，但每看一次又好像更恐一次，到了后期，反而不再敢在社交网络上看任何相关信息。

“我哪怕现在看到那三个字都会感到心慌，就包括车牌号出现那三个字母中的任何一个，都很害怕。”

恐艾心理就像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波形图，哪怕看了好多资料、咨询了好多医生，好不容易降到“波谷”，却又不知在生活中的某件小事，把恐惧一下子带到了“波峰”。

用知识对抗恐艾，你也许可以这样做

抗击艾滋病，要务之一是对抗艾滋病恐惧的弥漫，它用另一种方式传播，见缝插针，使人疲惫。而这分为两个阶段的工作。

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掌握依然重要。调研显示，艾滋病知识正确率越高的人，其疾病恐惧值相应变低。而教育显然是促进知识的重要方式。我们发现，相比于初中学历的受访者，硕士学历人士的问答正确率明显更高。

这反过来启示，对于中老年、小城镇/乡村居民等早期缺乏足够科普机会的群体，针对性、易理解的、适宜性的传播依然重要，而非统一的材料分发。

地域分布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数据显示，发达地区，例如上海、天津、浙江、北京等地，整体知识均值更高，且艾滋病恐惧值较低。其中，还出现了新疆的身影，表明当地存在良好的艾滋病知识普及工作。而对于欠发达地区，藏于其中的内生性因素是，艾滋病传播在当地可能本就猖獗，这也加深了恐惧情形。

陈胜刚刚从这一恐惧中走出来。他自述：“提到‘艾’，每个人都恐慌。于我而言，最大的困扰是心理层面。因为生长在小县城，读高中时，感觉离它很遥远。防治没记住，只记住了它的可怕。”

而对于想要了解更多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人，权威资料的获取尤为重要。需要专业的医学共识，而不是流窜在社交媒体帖子里的故事。后者的“听闻”“个案”“传奇”，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摄入素材。

在陈胜看来，在这个“圈子”里，极端的恐惧，有时候需要的不是艾滋病的知识，而是需要如何正念、冥想的知识，以及对系统性的焦虑症与强迫症治疗的意识。换句话说，他们的恐艾只是表象，不恐这个，也会恐惧其他。

“有些恐艾患者，知识非常丰富到超过科普人士的地步。但自己还是走不出来。明知自己不会感染，但还会钻牛角尖，稍带强迫症。”

恐艾者，需要的是放下与直面，作为起身对抗的另一种方式。你直面它，世界才可能平静。个体恐惧如此，人类的集体勇敢，也将是如此。

我绝不能恐惧。恐惧是心灵的杀手。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死神。我要直面恐惧。我将允许它越过我，穿过我。当它走过之后，我将转动内心的眼睛，看清它的轨迹。恐惧所过之处，将空无一物。只剩下我。―弗兰克·赫伯特，《沙丘》